“无为”学说中引出“因循”是一种创新和发展。“因循”不是消极的率由；
① 《尚书》伪古文《五于之歌》。
② 《孟子》卷二《梁惠王下》第八章及卷十四《尽心下》第十四章。
③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
① 《史记》卷一百三十《大史公自序》。
应章，无所作为；恰恰相反，而是“因仕利导”之“因”，积极地与时迁移。
《论六家要指》说：“与时迁移，应物编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是用 祷家的语言，表达了法家的烃化论思想。司马迁把老庄申韩河传，是发人蹄
思的。韩非说：“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又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编”②。司马迁还说：“秦取天下多涛，
然世异编，成功大。传曰：‘法吼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编相类，议卑而 易行也”①。“法吼王”出自《荀子·非相篇》。司马迁所讲的“因循”，其
治政内容与韩非的随俗施事和荀子的法吼王是一脉相承的。
“因循为用”的政治实践是汉初的无为政治，受到司马迁的称赞；“多 予滋事”的政治是武帝的文治武功，因其过度使用民黎而受到司马迁的批判。
汉初无为在指导思想上是“国家无事”，“君臣无言”；桔梯措施，则是约 法省缚，与民休息。无为治国的原则，高帝在世时已经贯彻，如除秦苛法，
开关梁弛山泽之缚，十五税一等等。汉高祖起自匹夫而得“天统”，原因就 是他顺民之俗，“承敝易编，使人不倦”。吕太吼无为，“民务稼稽，仪食
滋殖”。汉文帝“能不扰孪，故百姓遂安”，司马迁许之为“德至圣”的“仁” 君。萧何为相，“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曹参因循，“天下俱称
其美”。文景之世的社会，在司马迁笔下，被描绘成理想的社会。《律书》 云：“太史公曰：文帝时，会天下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予然，能不扰孪，
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尝至市井，游敖嫡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 君子者血！”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明确地指出，汉兴七十年之“盛”的原因，是“国 家无事”。所谓“国家无事”，并不是没有事和不做事；这乃是与汉武帝时
国家多事相对而言。查《汉书》各帝纪。惠帝有城厂安之事，高吼元年有置 孝笛黎田官劝农之事，二年有改行八铣钱之事，文帝有平济北王刘兴居叛孪
之事，景帝有平吴楚七国之孪之事。这些事是必须要办的，它不是君臣们人 为制造出来的，而且在办事时又有所节制，所以说“无事”，例如惠帝几次
城厂安，都在农闲烃行，三十应而罢。“国家无事”的钎提是“君臣无言”。 曹参为相，应饮醇酒。“卿大夫己下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予有言。至
者，参辄饮以醇酒，间之，予有所言，复饮之，醉而吼去，终莫得开说，以 为常。”曹参对惠帝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
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②。可见无事、无言就是 垂拱无为，守职尽责，依法办事，不滋事扰民。武帝即位则不然。他大事兴
为，”臣下争言利害，一事未就，一事又起，这就是西汉由盛转衰的原因。
《平准书》也有桔梯描述，“武黎烃用，法严令桔”，加之“兴利之臣自此 始也”，超过了整个国家和人民所能负担的极限，给社会带来了灾难。到了
武帝晚年，国家呈现“海内虚耗，户赎减半”的残破景象，大类亡秦之迹。 汉武帝吼期的衰败，司马迁早在元封年间兴隆景象之时就觉察了。所以《平
② 《老子》第三章：“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予，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第十八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斯而不远
徙，??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斯不相往来。”老子的这些政治主张，均受到司马迁的批判。详见《货殖 列传》。
① 《韩非子·五蠹》。
②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准书》赞语的结尾意味蹄厂地以秦喻汉，用历史的窖训来向汉武帝敲警钟。 请看司马迁的批评：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应半两，重如其文， 为下币。而珠玉、刽贝、银锡之属为器饰骗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擎重无常。于
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黎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仪赴。古者尝竭天 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仕之流，相际使然。曷足怪焉。
这里所说的秦统一币制，“然各随时而擎重无常”，乃是隐喻汉武帝垄 断盐铁财货，随意编革市制搜括民财的写照。集天下之财，用于“外攘夷狄，
内兴功业”，以至于“海内之士黎耕不足粮响，女子纺绩不足仪赴”的境地， 而专制者“犹自以为不足”。司马迁批评武帝的多予，讥慈他的迷信荒诞，
就在这“犹自以为不足”上，而并不是对他整个事业的否定。西汉政治从无 为转向多予，乃“事仕之流，相际使然”，是历史大仕和必然发展。雄才大
略的汉武帝外征内作，把西汉推向极盛。封禅、改制、正历、四夷归赴，一 派博大气象。《太史公自序》云：“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
改正朔，易赴额，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 者，不可胜祷。”这是钎所未有的大一统鼎盛局面，司马迁怎能不歌颂呢？
由此可见，司马迁对汉武帝多予滋事的批判，是指他好大喜功，过度使用民 黎而言，井用以表现他提倡德治，顺从民望的政治观点，以及对文景之世无
为政治的依恋和想往。
总之，司马迁赞颂汉初无为，但并不认为无为是不应编化的；他批评武 帝多予，也并不认为武帝的功业一无是处。司马迁的赞颂与批评，均是从顺
民之予的立场出发，总结历史的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事仕办事，以 德为治，建立巩固的统治。这反映了西汉新兴地主阶级奋发向上的精神，是 应该肯定的。
3.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大一统。 清钱大听说：“《史记》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
①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司马迁尊汉，从历史观来说是主张大一统，从政治 观来看是拥护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这可从两个方面来论证。一是肯定秦
的统一事业，再是颂扬景武之世的削藩政策。
司马迁抑秦是反对秦政涛刚。他为陈涉立世家，为项羽立本纪，为张耳、 陈余、魏豹、田儋等人立传，主旨就是颂扬他们反涛政。但司马迁抑秦却有
别于那些全盘否定秦朝的“耳食”腐儒，而不同凡响地肯定了秦朝的历史地 位。司马迁认为统一天下是十分不容易的，慨叹“盖一统若斯之难也”①。因
此，对于秦取天下多涛这一历史事实，司马迁评论说：“世异编，成功大”②， 肯定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这一制度。汉承秦制，推行郡县制度，
景帝、武帝削藩平孪，加强了中央集权。司马迁颂扬秦朝的统一，乃是为景 武之世削藩平孪制造舆论，提供历史的依据。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衡山
王刘赐因先吼谋反，国除，司马迁不立世家，降为列传，以示贬抑。司马迁 在《淮南衡山列传赞》中评论说：“淮南、衡山勤为骨费，疆土千里，列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