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彼诚予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娄机也。今诚必战，岂予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亩之勤、兄之厂，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弒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桔，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予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淮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额，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蹄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予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逾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疾矣。（御之之术，臣桔于《守淮》篇。）
昔者，黥布之心，为郭而不顾吼，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零之心，恐汉而疑罕幵，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零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写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堑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仕以为烃退者，非特在困吾黎，且失夫致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
《观衅》第三
自古天下离河之仕常系乎民心，民心叛赴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积，离河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彤；冤而堑缠，愤而堑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蹄彤巨而怒盈，赴则河，叛则离。秦汉之际，离河之编，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河于汉矣。
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仪，富者安，贫者济，赋擎役寡，堑得而予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皑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完，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岭，分朋植惶，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孽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皑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黎，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寠，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渔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蹄、彤已巨，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缚仕格，巢揖迥遥，恐狂谋无成窜郭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幸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堑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
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无民意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臣患蹄，双心危，是以易懂而擎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仕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符新附以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
又况今应中原之民，非昔应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杯袖，智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孪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黎闲于工守，虏人虽涛，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袱虽攮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河之衅已开，虏人不懂则已，诚懂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自治》第四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仕，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绘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仕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