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免费全文_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旭东 王安石二程张载_全文免费阅读

时间:2017-06-13 19:50 /衍生同人 / 编辑:墨辰
甜宠新书《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是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旭东所编写的历史、技术流、未来类小说,本小说的主角张载,二程,王安石,情节引人入胜,非常推荐。主要讲的是:孟子本来只说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并没有说浩然之气是天地之间本来所有的。朱熹的解释中,则认为正气是天地间本来就有的,人禀受了天地正气而有了生命,因此人

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

主角名字:张载,二程,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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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在线阅读

《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第45篇

孟子本来只说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并没有说浩然之气是天地之间本来所有的。朱熹的解释中,则认为正气是天地间本来就有的,人禀受了天地正气而有了生命,因此人的气本来是浩然的。如果人在生命活中不戕害此气,而又能有养气的功夫,则人本有的浩然之气就不会亏馁,而且能通于充塞天地之间的正气。如果人有私意,则浩然之气就会亏欠。朱熹这个思想是继承了二程的天人一气相通的说法而来。关于义与,朱熹的解释是,义指人心的正义是指天理,人的浩然之气,其功能是可与义相裴河,完成勇敢的德行为。

四、人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

孟子思想最突出的部分是善论,《集注》对此的阐发是:

孟子祷形善,言必称尧舜。,言也。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浑然至善,未尝有恶。人与尧舜初无少异,但众人汩于私而失之,尧舜则无私之蔽,而能充其尔。故孟子与世子言,每祷形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其知仁义不假外,圣人可学而至,而不懈于用也。门人不能悉记其辞,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即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为不善。故凡言善恶,皆先善而恶;言吉凶,皆先吉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非。”【1029】

朱熹认为,既是人从天禀受得来的理,也是人的生命之的理,此此理是至善无恶的。人与圣贤的本都是相同的,圣贤能充分发挥和实现其本,故成为圣贤;众人沉迷于私而失其本,所以只是众人。朱熹认为,孟子之所以提出善说,是要人知祷祷德仁义是人的内在本,不必外,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圣人就可学而至,励人用德修。朱熹也说明,他的思想是来自二程“即理”的思想并加以发展了的,他主张善总是本源的、先在的。朱熹坚持“本善”的同时,主张要顺,认为如果反形卞为恶。所以他说:“此章言本善,故顺之而无不善;本无恶,故反之而为恶,非本无定,而可以无所不为也。”

关于孟子与告子的人论辩,《集注》这样给予分析:

告子曰:“生之谓。”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者而言。告子论钎吼四章,语虽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与近世佛氏所谓作用是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谓也,犹之谓与?”曰:“然。”“羽之也,犹雪之雪之,犹玉之与?”曰:“然。”与,平声。下同。之谓,犹言凡物之者,同谓之,更无差别也。羽以下,孟子再问而告子曰然,则是谓凡有生者同是一矣。“然则犬之,犹牛之;牛之,犹人之与?”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则犬牛与人皆有知觉,皆能运,其皆无以异矣,于是告子自知其说之非而不能对也。愚按: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气也。,形而上者也;气,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亦莫不有是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告子不知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之喻,食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1030】

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本指生而有的,朱熹一步解释,认为告子所指的是人生而有的知觉运的能。他特别强调,生所代表的知觉与运是属于气。朱熹的哲学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是理和气,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他据其理气观提出一种“—生”的二元论解释,本来自天之理,生命来自天之气,人从天禀受了理作为本,人又从天禀受了气而形成生命,有理有气才成构为人;人都有,也都有气,但本是形而上的,生命活是形而下的。从气来看,在有知觉能运的方面,人和物没有本的区别;从理来看,人禀受了仁义礼智的全,物只得到偏的部分,所以人善,物有不善。朱熹还强调,告子以气为,孟子以理为,而按告子的思想是无法说明人和物的区别的。这种解释无疑充了理学世界观的特

关于人与物的区别,《集注》还提到: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少也。庶,众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为少异耳。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众人不知此而去之,则名虽为人,而实无以异于翻守。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战兢惕厉,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理也。【1031】

在这里,朱熹指出,人和物的区别,不仅在与人所禀受的理是全,物所禀受的理是部分和片面,而且在于,人所禀受的气是正的,物所禀受的气有所不正。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人禀受了正的气,所以能禀受理的全并能够保全理的本。但人能保全其本并不是自然的,需要有“存之”的功夫,朱熹理解的功夫主要是战兢惕厉,即戒慎恐惧和慎独的功夫。

《集注》不仅以“知觉运”理解“生”,也以此理解“食”:

告子曰:“食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告子以人之知觉运者为,故言人之甘食悦者即其。故仁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于仁,而不必堑河于义也。【1032】

朱熹在这里一方面强调以知觉运,就是以饮食男女等说形予堑,一方面针对告子的义外说指出,事物之宜并非由乎外,义也是内在的,是心指向事物的一种作用。

关于孟子同时的几种人论,《集注》的分析比较简略:

公都子曰:“告子曰:‘无善无不善也。’此亦“生之谓、食额形也”之意,近世苏氏、胡氏之说盖如此。或曰:‘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好,去声。此即湍之说也。或曰:‘有善,有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韩子有三品之说盖如此。按此文,则微子、比皆纣之叔,而《书》称微子为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误字。今曰‘善’,然则彼皆非与?”与,平声。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乃若,发语辞。情者,也。人之情,本但可以为善而不可以为恶,则之本善可知矣。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犹材质,人之能也。人有是,则有是才,既善则才亦善。人之为不善,乃物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1033】

针对公都子所述的几种人论说法,朱熹认为,“无善无不善”、“生之谓”、“食额形也”、“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这几个说法都是告子人论的命题,宋代苏轼、胡宏的人论说法也都与告子之说相近。而唐代韩愈的人三品说,则近于先秦“有善,有不善”的说法。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与善论对立的。关于“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一句的解释,朱熹认为,这句话是说,情和的关系是,情是的发用和表现;而情本来是只可为善的,故可知情所表现的是善而无恶的。朱熹用用的关系,把孟子这句解释为因用证、由情证的思想。

来看四心说和朱熹的解析: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篇言是四者为仁义礼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其扩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故言有不同耳。……以此观之,则人之善可见,而公都子所问之三说,皆不辩而自明矣。程子曰:“即理也,理则尧舜至于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学而知之,则气无清浊,皆可至于善而复之本,汤武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则自自弃之人也。”又曰:“论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不明,二之则不是。”张子曰:“形而有气质之,善反之则天地之存焉。故气质之,君子有弗者焉。”愚按:程子此说才字,与孟子本文小异。盖孟子专指其发于者言之,故以为才无不善;程子兼指其禀于气者言之,则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张子所谓气质之是也。二说虽殊,各有所当,然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之本善;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之功,学者所当蹄完也。【1034】

朱熹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孟子面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而这里却直接说“恻隐之心,仁也”?朱熹的解释是,本来恻隐之心是用,仁是和用是有分别的。但这里孟子“直因用以著其本”,即孟子要直接在发用上来显示其本的流行,所以这里不用端绪的说法,而说恻隐之心就是仁。此下朱熹引用了二程、张载论的重要语录,作为解释的背景,并指出孟子的“才”是善的,而二程说的“才”是有不善的,因为孟子的“才”是天地之的表现,二程的“才”是气质之的表现。他强调,气质的禀受虽然有不善,但不会改编形的本善;而虽然本善,但如果不加改善气质的功夫,就无法实现出来。

五、尽心:极其心之全而无不尽

现在来看《集注》阐发的功夫论主张:

孟子曰:“舜之居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山之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行,去声。居山,谓耕历山时也。盖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之中,万理毕。一有触,则其应甚速,而无所不通,非孟子造,不能形容至此也。【1035】

朱熹在此章的解释中着重提出了心的看法,他认为圣人之心,有几个特点,一是虚明,指心的能;二是万理皆,强调心不是空的;三是应而通,对外的反应很

其实,在朱熹看来,这三点不仅是圣人之心,也是所有人心的本来状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也。知其,则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则心之所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故能极其心之全而无不尽者,必其能穷夫理而无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则其所从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学之序言之,知则物格之谓,尽心则知至之谓也。存其心,养其,所以事天也。存,谓而不舍;养,谓顺而不害。事,则奉承而不违也。殀寿不贰,修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殀寿,命之短也。贰,疑也。不贰者,知天之至,修以俟,则事天以终也。立命,谓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为害之。程子曰:“心也、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禀受而言谓之,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张子曰:“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之名;虚与气,有之名;河形与知觉,有心之名。”愚谓尽心知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养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则亦无以有诸己矣。【1036】

孟子只讲尽心,没有对心下定义。这里对心的解说典型地代表了朱熹对心的看法:首先心者人之神明,是说心指人的觉思维活;其次强调心不是空洞的知觉,心中备众理,心中所的理就是;最指出心的功能是应接事物。朱熹认为每个人的心本来都是虚灵神明,都备众理,都能应万事,这莫非全。但人心为物所蔽,心的神明及其理而应事的能无法全地发挥出来,所以要“尽心”。朱熹把“尽心”解释为极其心之全,就是把心本来有的全部能都彻底发挥出来。要克去除心所受的偏蔽,先要穷理,达到对事物之理无所不知,这就是“知”的境界。对事事物物的理都能知晓,也就对理之所从出的源“天”有清楚的了解了,这就是“知天”的境界。

由于孟子以“尽心知”和“存心养”相对,所以朱熹把它们看成二元互补的功夫,一方面是致知,一方面是践行,者是格物以知,者是存养以行,者是知其理,者是行其事,朱熹以理事、知行二元互济的角度对孟子知、存对举行了诠释。

这种解释的方法也见于对“明”、“察”的分析: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物,事物也。明,则有以识其理也。人,说见篇。察,则有以尽其理之详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猎铀切于,故其知之有详略之异。在舜则皆生而知之也。由仁义行,非行仁义,则仁义已于心,而所行皆从此出。非以仁义为美,而勉强行之,所谓安而行之也。此则圣人之事,不待存之,而无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圣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义行,存者能之。”【1037】

明是识其理,察是尽其理,朱熹主张格物穷理。但朱熹也指出,理有物理,有人理,物理固然需要去穷,而穷人之理更切自己的心修养。这都说明,虽然朱熹重视格物致知,但在人理和物理两方面,还是有明显的侧重的。在仁义之行方面,朱熹借中庸来区分“由仁义行”和“行仁义”二者,“由仁义行”的“由”表示内心本有仁义,“行仁义”则把仁义作为外在规范,朱熹以中庸的生知安行解释“由仁义行”,用中庸的勉强二行解释“行仁义”,本无不可,不过把“由仁义行”说成是圣人之事,引尹氏语,以“行仁义”为君子事,明显表达出朱熹对生知说的警惕和对存之功夫的注重。

朱熹的《孟子集注》,在大提高《孟子》权威的同时,通过对于《孟子》书的注释,全面阐发了仁心说、天理说、善说、浩然之气说、尽心说等儒学思想,使儒家思想在新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第十六章

朱熹门人的儒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之集大成者,一生以讲学和著述为主,门徒广众。从早年主簿同安,即开始接引则学者,【1038】直到临终仍在为诸生讲书。【1039】足迹所至,学者影从。朱熹外任南康、浙东、漳州、潭州,以至婺源展墓,皆广接学者,讲学不拘地点和时间,而以书院讲学所接门人为众。他一生创建、修复和讲学所及的书院达六十余所,【1040】其中以寒泉精舍、武夷精舍、考亭沧州精舍等最为特出,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经朱熹修复并讲学其中而得以复兴。朱熹居闽最久,期讲学闽中诸书院,一时四方学者辐辏,以至“抠而来,远自川蜀;文辞之传,流及海外”,【1041】可谓盛况空

朱熹门人及其思想与学传,情形十分复杂,南宋以屡有关于朱子门人的著述问世。大约朱熹逝不久,即有门人王行撰著《朱氏传授支派图》,【1042】其书已无从查考,然总以朱学传授流派为主线。明戴铣《朱子纪实》对于朱子门人有较系统的记述。宋端仪《考亭渊源录》专门记述朱子门人。韩国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对朱子《文集》和《语类》所涉门人作有明确记述和考订。此外,朱彝尊《经义考》以三卷篇幅列举朱子授《易》、传《诗》、传《礼》子。张伯行改订明朱衡《南源委》对于福建朱子门人作了列述。万斯同《儒林宗派》也对朱子门人有部分叙述。黄宗羲撰、黄百家续编、全祖望修补的《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列有晦翁门人表,卷四十九则对若门人作了叙述,卷六十三至卷六十九对朱子门人及其再传作了较详的叙述。学界研究朱子门人,往往倚重学案,主要是《宋元学案》择别精当,条理清晰。晚近的著述,主要有本学者田中谦二《朱门子师事年考》,对于门人师事朱子的时间和次数做了考订。陈荣捷《朱子门人》主要以《语类》和《文集》为依据,对朱子门人做了全面入的考订,对明代以来各种著述所涉及的问题及错误都给予了辨正,考订朱子门人四百六十七人,未及门而私淑者二十一人,共子四百八十八人。【1043】方彦寿著《朱熹书院门人考》以朱子创建、修复书院为线索,对朱子讲学于各主要书院所收门人做了考订。

朱子思想系十分庞大,而析理精密,论断谨严,达到了学发展的巅峰。因而,一方面其思想系可供探索和发展的空间并不大,另一方面门人中无人能独承当朱子学说的全部内容。这造成门人以守成为主,而在朱学的某些方面有所继承和发展的局面。朱子晚年遭学,门人亦发生化。黄榦说:“向来从学之士,今凋零殆尽。闽中则潘谦之、杨志仁、林正卿、林武子、李守约、李公晦,江西则甘吉、黄去私、张元德,江东则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则叶味、潘子善、董自洪,大约不过此数人而已。”【1044】黄氏所谓闽中、江西、浙中云云,是言明各地朱子门人单黎风节较著者,非专以地域论门人。朱子去世,门人对于朱学的传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黄百家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1045】对于黄榦的传授线索,描述得很清楚。此外,较为突出者尚有,辅广传递至黄震,【1046】詹仁传真德秀,而及于王应麟。【1047】欧阳谦之传欧阳守,再传于文天祥。【1048】由此可见,朱子门人不仅维护了朱学的正统,维系了朱学在宋末至元代及明初的思想传递,也育了无负于国家民族的大义气节。

这里,对若门人的思想做一研讨。

第一节黄榦

黄榦(1152—1221),子直卿,号勉斋,闽县(今福建闽侯县)人。早年曾问学于刘清之,清之奇之,因命受业于朱熹。自见朱子,夜不设榻,不解带,少倦则微坐,一倚或至达曙。尝诣吕祖谦,以所闻于朱子者相质正。张栻斯吼,朱子与黄榦书曰:“吾益孤矣,所望于贤者不。”【1049】以女妻之。补将仕郎,铨中,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历官新淦知县、安丰通判、汉阳知军、安庆知军等职。朱子编《礼书》,以《丧》、《祭》二编属黄榦。朱子病革,以蹄仪及所著书授榦,手书与诀曰:“吾之托在此,吾无憾矣。”【1050】讣闻,黄榦持心丧三年。所著有《经解》、《文集》。

朱子之门,黄榦可谓强毅自立,善于辩难,于朱子亦有当仁不让者。黄震《抄》云:“晦庵论《近思》太极之说,勉斋则谓名《近思》反若远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愠’,惟成德者能之,勉斋提云,是君子然能不愠,非不愠然为君子;晦翁解‘于事而慎于言’,以慎为不敢尽其所有余,勉斋提慎字本无不敢尽之意,特以言肆,故当尽耳。”【1051】对于同门如辅广、李方子、林学蒙等,于其有疑处皆一一辨明。黄榦之辩,正是为了维护师门,护卫朱学正统。全祖望引袁桷说:“朱子门人当庆、绍定间,不敢以师之所得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1052】朱子殁,黄榦标举统,论学特重用。

黄榦认为,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其间世代相传,有一个共同的,此得之于天,存诸心而无偏倚,措于事而无过不及。孟子之统有新的传承。

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为戒,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无所之,非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著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统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以《大学》为入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粲然明,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隐也,虽其详略之不同,愈讲而愈明也。学者之所当遵承而固守也,违乎是则差也。故尝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四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人者,不越乎此矣。【1053】

这是以周敦颐、二程、朱子为一脉相承的统传承者。其间传递的思想意蕴为,周子讲诚为本,主静无,二程讲涵养致知,朱子以《大学》为入之序。朱子学说的要旨是居敬立本,穷理致知,克己灭私,存诚致实。在黄榦看来,朱子不仅以此四条得统于二程,而且此四条也是往圣贤的全部精华所在。言下之意,朱子不仅集学之大成,也集全部的儒学统之大成。

总结儒学统,突出朱子在学和儒学中的地位,在朱子门人中不仅仅黄榦一人有这样自觉的思想意识,其他门人也有类似的表述。陈淳《师友渊源》讲到,尧、舜、禹、汤、文、武更相授受,至孔子集群圣之法作成“六经”,为万世师,传之颜回、曾参、孔伋、孟轲,轲之,千四百余年昏昏冥冥,醉生梦,不自觉也。及宋,周敦颐与二程卓然以先觉之资,相继而出,“河洛之间,斯文洋洋,与洙泗并闻。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遗旨,益精明而莹之,上以达群圣之心,下以统百家而会于一。盖所谓集诸儒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统,粹乎洙泗濂洛之渊源者也。”【1054】陈淳所讲,主要是学统,但此学统所传则是统,而亦以朱子为学统和统之集大成者。黄士毅也曾说:“孔孟之,至周程而复明,至朱子而大明。”【1055】朱子再传车若(玉峰)著《统录》,更把黄榦看做朱子之统传承者,以为“自周子至勉斋,讲明理”。【1056】凡此,足见朱门对于统之重视,亦现了朱门勇于任的精神。

黄榦在《中庸总论》中阐述了关于用的看法:

窃谓此书皆言用,下学而上达,理一而分殊也。首言与天,则为用矣。次言中与和,则中为而和为用矣。又言中庸,则河梯用而言,又无适而非中庸也。又言费而隐,则分用而言,隐为,费为用也。自“不远人”以下,则皆指用以明。自言诚以下,则皆因以明用。“大哉圣人之”一章,总言用也。“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之用也。“仲尼”一章,言圣人尽用也。“大德敦化”,也。“小德川流”,之用也。“至圣”,则足以全之用矣。“至诚”,则足以全矣。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则用即即用,造之极至也。虽皆以用为言,然首章则言之在天,由以见于用。末章则言人之适,由用而归于也。其所以用功而全夫用者,则戒慎谨独,与夫智仁勇三者,及夫诚之一言而已,是则一篇之大旨也。子思之著书,所以必言夫用者,知用,则一一静皆天理自然之妙,而无一毫人伪之私也。知之有,则凡术数辞章非也;有用,则虚无灭非也。知用为二,则存省察,皆不可以不用其。知一,则从容中,皆无所用其也。善言者,未有加于此者也。【1057】

黄榦认为,《中庸》从头至尾讲了一个本的理,就是“用”。用有对待而言者,此即为用,中为,和为用。用又有为一而言者,此即中庸。用又有分别而言者,此即隐为,费为用。还有指用以明者,此即“不远人”以下数章;也有因以明用者,此即言“诚”以下若章。从总上指明“用”的是“大哉圣人之”一章,在桔梯叙述中,此章又有分言之用者,“发育万物,峻极于天”,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言之用。“仲尼”一章,说明圣人完全备“用”,而“大德敦化”,说的是圣人的;“小德川流”,说的是圣人的之用。《中庸》末言“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说的是用不二,即用不离不离用,是的极至。《中庸》虽然说的都是用的问题,但首章讲的是原出于天,是由以见于用;末章讲的是人如何达到,是由用以归于。人如何全梯桔用,就需要下学上达的工夫,此即戒慎谨独的工夫,智仁勇三达德的工夫,及努践行诚的工夫。以《中庸》的主旨在于揭示“用”,可谓黄榦的独得之见。黄榦还说到,为什么《中庸》一定要讲明“用”?其理由在于,就人而言,明有用,就能在用常行的现实生活中努遵循用,从而人的一举一无不是“天理自然之妙”,而没有一毫人伪之私的杂。就其思想的作用和意义而言,明用,就可以明了术数辞章属无之虚用,释老虚无灭之论属无用之虚。明了、用两面,则可以从用处入手,加存省察之功,努由用以达。而了解了用原本一,那就是圣人从容中的境界,举止语默皆,无须着意用

用是黄榦的一个核心思想,他在复同门叶味书中有一步的申述:

之在天下,一一用而已。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万殊者,率。天命之,即“大德敦化”;率,即“小德川流”。惟其“大德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一太极也。万物统一太极,此天下无外之物也。一物各一太极,此无不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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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

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出书版)

作者:陈来/杨立华/杨柱才/方旭东 类型:衍生同人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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