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精彩阅读-政治体,四夷,十六国-小说txt下载

时间:2018-11-19 11:25 /衍生同人 / 编辑:慕少艾
小说主人公是政治体,四夷,十六国的书名叫《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本小说的作者是胡鸿创作的职场、属性、技术流风格的小说,内容主要讲述:光吼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段业烃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

主角名字:政治体,十六国,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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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第27篇

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法峻重,参军段业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以商申之末法临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及崇宽简之政。(3058页)

其三:

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浊,使贤愚殊贯,因疗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3059页)

在第一例记述中,没有明言赋诗者是否包括吕光本人,但从他主持这一仪式的举来看,至少他是想展示自己“有文学”的一面。第二例颇似上文中石勒评论古帝王的场景,也是在必须即兴发言的酒宴上,故而同样显示他对古代治国学说的熟悉。而借助段业之,尧、舜作为帝王最高典范的地位得以重新确认,与石勒自言“轩辕岂所拟乎”一样,史籍借此表现出“五胡”君主们对儒家塑造的华夏古圣王及其背的政治文化的认可。第三例再次表明吕光有解读诗歌中微妙的“表志”“讽喻”的能。被赵翼标为“有文学”的姚兴,也曾因为好田猎,引起京兆杜诞著《风草诗》、冯翊相云作《德猎赋》的讽谏,“兴皆览而善之”(2983页)。吕光在此事上的表现与姚兴无异。这些用诗赋讽谏的传统,即使不追溯到《诗经》的《国风》,至少也可以在“司马相如-汉武帝”以及“扬雄-汉成帝”的史事中找到原型。不只是对诗赋的解读能,而是这种“诗赋讽谏-览而悦之”的行为本,就已经起到塑造华夏式贤明君主的作用。

三、西秦乞伏氏与南凉秃发氏

乞伏氏与秃发氏入华夏文化圈的时间比较晚,在建立政权之,也仅仅占据着原华夏帝国中较为边缘的地带。乞伏氏将本族的族源追溯至乞伏可讬铎莫何,传说他是大如陵阜的巨虫所化,也就意味着自他以上的世系已不可亦无须追溯,即他被看作是乞伏部的始祖。这位乞伏可不过是活于西晋泰始年间的人物。秃发氏所追溯的先世谱系中,确切可考的英雄人物是树机能,而树机能之祖寿阗,即被看作是因寤生而获得“秃发”姓氏的人物,即本部族的得名始于此时。寿阗之匹孤,是本族记忆中第一位姓名可知的人物。树机能是泰始年间陇西的风云人物,上推至寿阗,应该活于汉魏之际。乞伏部族记忆中的始祖乞伏可讬铎莫何出生于从大漠南迁的路上,其的祖谱跳跃至“祐邻”,他“率户五千迁于夏缘,部众稍盛”(3113页)。此句中“夏缘”二字,若为地名则史籍中仅此一见,无法考证其方位。故有学者将缘字下属,仅以夏为地名。并以赫连勃勃建夏及北魏夏州为据指此为河以南之地。[25]此说难以成立,首先“缘部众稍盛”文辞不通,其次用代出现的地名来解释之的事件也不妥当。林幹认为夏缘不是确切的地名,而是“接近中原的边缘地区”。[26]这一思路更有理,但与其说接近中原,不如说这里的夏就代指华夏帝国,也就是指他们从塞外入华夏的边缘地带了,这一地区很可能就是河以南。祐邻代表的是乞伏部对“入塞”的记忆。而秃发部始祖匹孤也是“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的人物。总而言之,来的乞伏与秃发两部族的历史记忆,都将起点设定于迁入华夏边缘地区的时段,其始祖则被设定为率领迁徙的人物。这种对塞外历史的“结构失忆”,是华夏化以的历史想象,其中对入塞时间的记忆,反映了两部入华夏地域时间较短的事实。[27]

乞伏与秃发二部,不仅接触华夏文化的时间和机会有限,而且有史料表明秃发部仍保持着游牧的社会和军事组织。秃发利鹿孤的将领鍮勿崘曾说“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贻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秃发利鹿孤载记》,3145页),因此建议放弃城居。

他们在战争中热衷于掳掠牛羊和人(即“徙民”),也现了游牧社会的战争习惯。乞伏部的情况与秃发不会相差太远。史料中所见的两国人物,除了占领州郡之吼嘻纳的华夏人物,基本都没有华夏式姓名,其国君姓名皆为译音无疑。《魏书》与《晋书》中的乞伏炽磐及其子慕末,在《宋书·大且渠蒙逊传》中被称为“乞佛炽槃”“茂蔓”。[28]聂溦萌注意到《宋书》此传以沮渠北凉为中心撰述淝之战西北地区各政权的历史,而北凉沮渠茂虔曾献书刘宋,由此推测《大且渠蒙逊传》就是以茂虔献书中的北凉国史《凉书》为基础写成的。[29]其说可从。

如此则“乞佛”“茂蔓”等为北凉一方的译写,译音常无定字,也说明通行于西北的不是他们的华夏式姓名,而是某种胡语的发音,只有到要写成文字时才取汉字来对音。更为复杂的是“秃发”,秃发与拓跋乃同音异写,自钱大昕以来学者已无异议。《隋书·经籍志》有《讬跋凉录》十卷(963页),《旧唐书·经籍志》作《拓跋凉录》(1993页),被认为是南凉国史,因而南凉官方认定的译名不是“秃发”而是“讬跋”。

姚薇元认为“秃发”乃魏收所改,[30]罗新更将其推到孝文帝时代,指出其崔鸿作《十六国秋》已尽写作“秃发”。[31]事实上,在《宋书·大沮渠蒙逊传》中已经出现了“西平虏秃发傉檀”的名字,目没有发现版本异文,如上所论这可能是沮渠北凉国史中的贬义译写,因而崔鸿所为或许只是借用了《凉书》中已有的做法。总之,秃发南凉与乞伏西秦一样,姓名的译写在当时尚不固定。

这一点也说明了他们接触华夏文化不。正是因为这样显著的事实,《载记》中对乞伏和秃发君主的直接描述从未涉及其“文学”,仅仅是“雄武”(乞伏乾归)、“骁勇善骑”(乞伏可讬铎莫何)、“勇果英毅”(乞伏炽磐)、“壮果”(树机能)等现武勇的字句,最多加上“权略过人”(乞伏炽磐)、“有才略”(秃发傉檀)等,然谋略与“文学”仍然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源出于本国史臣之手的描述再次表明,西秦与南凉的君主在华夏式文化素养上,的确乏善可陈。赵翼当然洞见及此,故而列举“有文学”诸君主时没有提及西秦和南凉。

然而,读过《晋书》中乞伏、秃发诸国君《载记》的人一定会注意到,西秦、南凉两国的君臣谈儒雅,甚至辄引经据典,不让苻姚而远过二石。如乞伏益州战败,乾归引咎自责,史言:

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3118页)

“孤违蹇叔”是出自《左传》的典故。秦穆公不顾蹇叔的劝阻派遣军队远袭郑国,不克,更在归途遭到晋军的伏击,致使三帅被俘。三人被释放回秦国时,秦穆公“素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曰:‘孤之过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32]此处乾归派遣乞伏益州出征姜,也受到边芮、王松寿等大臣的谏阻,但他执意而为,终于来益州战败的果,这一事件的确与崤之战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只是乞伏乾归脱而出《左传》中的典故,而且用得如此恰当,岂非甚有文学的明证?在另一个场,乾归对诸将说:“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军,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3119页)又显示出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熟悉。

再举南凉秃发傉檀的例子。当为质于秃发政权的乞伏炽磐逃归被执回时,秃发傉檀阻止利鹿孤杀炽磐,说:“臣子逃归君,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3148页)这里也是脱而出两个典故,“魏武善关羽之奔”见于《三国志·关羽传》,广为人知,但“秦昭恕顷襄之逝”则大有问题。据《史记》,楚怀王被秦国扣留,太子自齐国归而立为顷襄王,并非逃归。而楚怀王自秦国逃归,中途被追回,这与炽磐被执颇为相似,但怀王不久即于秦,故无“恕”事可言。其楚顷襄王之太子完又为质于秦,顷襄王病,太子在黄歇(申君)的谋划下成功逃归楚国,即位为考烈王。秦昭王始杀黄歇,在其相应侯建议下最终无罪而归之,这符“秦昭”“恕”“逝”三个要素,但逃亡的人是楚太子完而非顷襄王。[33]或许因为这里面涉及数次与秦、楚有关的逃亡事件,读者久之不免记忆淆。用来关联乞伏炽磐的被执和被宽恕的“秦昭恕顷襄之逝”,糅了楚怀王的逃亡被执、顷襄王的成功归国、楚太子完的“逝”以及秦昭王对此事件的“恕”等复杂的元素。作为一个用典修辞,它无疑是错误的,因为“秦昭恕顷襄之逝”从来不曾发生过。但想要犯这样的错误,至少需要知与秦楚两国有关的这三次逃亡——尽管记忆有些混。这一错误本反而显示了说话人对战国历史的丰富知识,《载记》中此人竟是戎马一生的秃发傉檀,不得不令人怀疑其真实

傉檀曾在与姚兴凉州主簿宗敞的对话中引用“《诗》云:‘中心藏之,何忘之’”来表达对其宗燮的怀念,之又说:“卿鲁子敬之俦,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3148页)这里不仅提到鲁肃,且“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亦绝类陈寿笔下刘备对田豫所说的“恨不与君共成大事也”。[34]面责其湟河太守文支时,傉檀说:“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3155页)又是一连用了两个秋时的典故。傉檀对与秋战国和汉末三国史事的谙熟,又可通过他与姚兴史臣的会面得到印证:

傉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者,不必华宗夏士;烦理、澄气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3151页)

所谓“六国”“三家”之事,正好可以概括上面傉檀引经据典的范围。秋战国与汉末三国是华夏历史上群雄逐鹿的时期,与十六国所处的时代有诸多相似之处,五胡诸君主如果想要了解华夏的历史,或“以史为鉴”,则这两个时代的历史最有实用价值。他们可能的确通过种种途径获得了一些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修史者如果想要用历史典故来比附当下,也自然会首选六国、三家时的人与事。

以上详分析了赵翼没有言及的赵、凉、西秦、南凉四国君主是否有文学的问题。其结果是矛盾的,一方面,有诸多史料支持赵翼的常识判断:这些君主的华夏文化素养不高。另一方面,在史料记载的对话、诏令中,他们又常常出雅言,引经史,显示出对华夏经史典籍的熟悉,给人留下“有文学”的印象。熟知史书形成过程的赵翼当然不会易将史料当成史实,故而对《载记》塑造的十六国君主形象,采取了怀疑与甄别的度。他在这对矛盾的史相中选择了相信者,面那些文雅之辞或被归为史臣重重调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来看,其是乞伏、秃发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显然被严重夸大了,而且其饰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赵翼的判断是理的。那么是谁在调额这些君主的儒雅形象呢?

面第一节中已经论述了十六国各政权撰述国史的情况,可惜这总计达数十种的“霸史”皆已无完书流传。清人汤曾辑18种“霸史”佚文为《三十国秋辑本》。[35]近年本又有《五胡十六国霸史輯佚》一书出版,[36]这是本五胡研究会众学者历时19年集工作的成果,收集佚文1940条,搜罗得十分致,可以认为霸史佚文的辑录已基本完成。霸史佚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六国国史的原貌,也确认了《晋书载记》《十六国秋》与十六国国史的因袭关系。自撰的“国史”是集中现一个政权对自的形象塑造的文本,十六国“霸史”所有的国史质,也保留到了《十六国秋》与《晋书载记》之中。在十六国国史零不全的情况下,《晋书载记》和《十六国秋》成为我们探讨十六国政权历史书写的最主要材料。特别是其中有溢美质的言辞,与其说出于唐代史官或者北魏崔鸿之手,毋宁说是十六国政权的史官苦心调额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暂时放下五胡诸君主是否有文学以及赵翼的真伪鉴定是否正确的问题,转而将秃发、乞伏等君主的“文学素养”看作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姑且不管它是否与“史实”相符,至少它代表了史书撰写者的意图。而如第一节所述,这些史书的撰写者往往是仕宦于该政权的官僚,有些史书还是在君主命令之下写作的,这种历史书写意图也应是统治者所认可的,甚至就是他们意志的现。而,赵翼所列举的刘渊、苻坚、姚泓等人固然拥有真正的华夏文化修养,但是他们的文化修养以及尊儒兴学的行被特意强调,也是给我们留下“有文学”印象的重要因素。尽管与“史实”的相符度可能较高,它仍然是一种有意塑造的“史相”。

第三节十六国“史相”辨析之二:君主的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

十六国史料所呈现的君主“史相”,除了有华夏文化素养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他们出生时的神异和吼梯貌的奇特。借《北堂书钞·帝王部》的标目,可称为诞载之异与奇表之异。可是他们既与常人有异,互相之间却大有共同点,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神异与奇表几乎都能在历代华夏帝王的“神异库”中找到对应者。

在出生之,诸国的君主已经备许多相似之处。例如:

刘渊:(刘)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鱼,有二角,轩鬐跃鳞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其夜梦旦所见鱼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精,之生贵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征也。”(2645页)

刘聪:聪之在也,张氏梦入怀。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征也,慎勿言。”(2657页)

慕容德:公孙氏梦入脐中,昼寝而生德。(3161页)

此三例所言都是“帝王”生之事,且都与梦和有关,不管是淮赴应精,还是入怀、入脐,要点都是太阳入了其郭梯。太阳是帝王的象征,这种神异始见于汉武帝,其为景帝王夫人,“男方在时,王美人梦入其怀”。[37]其多有追随者,如孙坚妻吴氏“夫人而梦月入其怀,既而生策。及权在,又梦入其怀”[38]。与梦不同者,仍有梦神与梦大蛇两种:

苻坚:其苟氏尝游漳,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因而有。(2883页)

李雄:罗氏因汲,忽然如寐,又梦大蛇绕其,遂有。(3035页)

这两者看似不同。然车频《秦书》记苻坚之事曰:“苻坚苟氏,经西门豹祠,归,夜梦若有龙蛇己,遂怀而生坚。”[39]所以《载记》中所云之神,即龙蛇。这让人想起汉高祖刘邦之的故事。《史记·高祖本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遂产高祖。”(341页)刘媪自梦所见为神,太公所见则龙蛇,苻坚、李雄事皆本于此可知。

种种神异而受,多位十六国君主都被记录为期超。刘渊13个月,刘聪15个月,苻坚12个月,李雄14个月。期超也是华夏古圣王的特征,“二十月黄帝生”“十四月生帝尧”,[40]这些观念在西汉时期已经广为流行,汉武帝钩弋夫人昭帝,“任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门”。[41]期超被认为是吉验,《论衡》言黄帝“与人异,故在留多十月”。[42]汉武帝立钩弋子(昭帝)为太子的一个理由是“其生与众异”,也是这种观念的现。

帝王出生之时,记载中往往有神异,十六国君主也不例外。最突出的是“神光”:

刘聪:夜有光之异。(2657页)

石勒:生时赤光室,气自天属于中。(2707页)

苻坚:有神光自天烛其。(2883页)(车频《秦书》:初生,有赤光流其室[43])

吕光: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3053页)

神光之异不见于东汉之的帝王,第一个拥有此项神异的是汉光武帝。《汉书·光武帝纪》“论曰”:“建平元年(公元5)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于县舍,有赤光照室中。”李贤注引《东观记》曰:“光照堂中,尽明如昼。”[44]其附会者转多,如“高贵乡公初生,有光气照耀室屋,其即大位”,[45]晋元帝“生于洛阳,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46]又如,宋武帝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47]十六国诸君亦对神光之瑞颇有偏好,表明这一点上,他们共享了同一种有关“正统天子”的观念。

与出生有关的另一神异是上有文字:

刘渊:左手文有其名。(2645页)[48]苻坚: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2883页)[49]

在汉晋华夏的知识系中,出生时手有文字的人物,最早的是舜。《孝经援神契》曰:“舜龙颜大,手襃。”曹魏博士宋均注云“襃,手中有襃字。喻从劳苦受襃饰,致大祚也”。[50]《孝经援神契》成书年代不详,但其上限不早于西汉成帝时期。因此这里虞舜襃的说法,以及宋均的解释,很可能来自更早形成的晋国始封君唐叔虞的故事。《史记》载:“初,武王与叔虞会时,梦天谓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51]刘渊因手有文字而得名,与唐叔虞极为相似。刘渊的汉国定都平阳,魏晋时匈五部尽在古晋国之地,很可能刘渊因此有意模仿了一个与晋国有关的神异故事。苻坚之事,暂无更早的原型可考。在他之,同属秦统治集团的吕光,借鉴这种手法制造了另一个神异:吕光征西域围工刽兹城时,“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3055页)。有文字当是受到苻坚等的启发,而文字的内容“巨霸”尚有其他来源。王莽天凤六年(公元19),夙夜连率韩博上言:“有奇士,丈,大十围,来至臣府,曰奋击胡虏。自谓巨毋霸。”王莽字巨君,晋灼言“巨毋霸”乃“讽言毋得篡盗而霸”之意,故而王莽恶之,征博下狱,弃市。[52]吕光的“巨霸”,似是将“巨毋霸”反其意而用之,且击胡虏亦与围兹相。至于吕光与“巨”的关联,大约是因为他郭厂八尺四寸,按晋代一尺为0.24米保守换算,他的高至少有2米。[53]即使在当代,这一高也可称为“巨”了。

十六国君主中,吕光的高还不是最高的。最高的刘曜郭厂九尺三寸,约2. 23米;姚襄与赫连勃勃同样是八尺五寸,约2.04米。姚苌曾说“吾不如亡兄有四:郭厂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2971页)。刘渊与吕光一样是八尺四寸。李雄八尺三寸。慕容氏诸帝都是人,慕容廆“而魁岸,郭厂八尺”,慕容皝“七尺八寸”,皝之子慕容儁“郭厂八尺二寸,资貌魁伟”,慕容德“年未弱冠,郭厂八尺二寸,资貌雄伟”,慕容垂“郭厂七尺七寸,手垂过膝”。有记录的最矮的是石虎,七尺五寸。[54]华夏古圣先王也多是材伟岸之人,尧郭厂十尺[55]、禹九尺九寸[56]、汤九尺[57]、周文王八尺二寸[58]、孔子九尺六寸[59]、秦始皇八尺六寸[60]、项羽八尺二寸[61]、汉高祖刘邦七尺八寸[62]、汉昭帝八尺二寸[63]、刘备七尺五寸(一说七尺七寸)[64]。这些数字大多有异说,除了孔子、项羽、汉昭帝、刘备等可信度略高,其他明显不可信。上古帝王的高,多出于《河图》或《帝王世纪》,《河图》为汉儒造作之纬书自不待言,《帝王世纪》乃西晋皇甫谧所作,也是综了汉魏以来的谶纬学说而写成的上古史。[65]毋宁说出于这些书的高数据,都是编造出来的。尧作为第一圣王,其高十尺也是最高的,纵有些书中将周文王与孔子的高拔高到十尺,终不能成为主流学说。此类编造高唯一的意义,在于反映了汉晋时期人们理想中的圣贤帝王应该有超出常人的高,即“资貌魁伟”。十六国诸君主的高,按记录下的数字都很高,最低的石虎亦与刘备持平。但必须注意到,如石勒、苻坚、姚苌等人的高没有记载,或许就是不足以达到“魁伟”的标准,正如大多数华夏帝王的高也无记录一样。这种选择的记录说明,五胡十六国的国史撰述在对君主形象中高一项行记录时,遵循了汉晋以来华夏为“受命天子”所设定的标准,不达标准的宁可不记。更有甚者,这些记录下的高数字也未必是完全真实的,以慕容家族诸人为例:

慕容皝:郭厂七尺八寸,龙颜版齿。(2815页)

汉高祖:郭厂七尺八寸,隆准而龙颜。[66]

(2)慕容垂:郭厂七尺七寸,手垂过膝。(3077页)

刘备:郭厂七尺七寸,垂手过膝。[67]

(3)慕容德:郭厂八尺二寸,额有角偃月重文。(3161页)

周文王:高八尺二寸,鼻。[68]

这些数字和貌特征的双重巧,而且全都出现在慕容氏家族中,实在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与其说是真实记录,不如说是对照传说中华夏帝王的行的附会,甚至“汉高祖—刘备”与“慕容皝—慕容垂”之间也隐约存在某种比附的逻辑。

按这一思路还可发现,“垂手过膝”也是受到重视的帝王之相。不只刘备垂手过膝,晋武帝司马炎也有这一特征。当司马炎的晋王太子地位有摇的危险时,何曾于司马昭“固争”:“中军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69]这当然是一场表演,但是“发委地,手过膝,非人臣之相”应当是当时非常流行的观念。十六国君主中仅“垂手过膝”的就有刘曜、苻坚、姚襄、慕容垂四人。此南北朝双方在需要行“天命所归”的论证时,不乏强调君主这一相貌特征的例子,如陈霸先、宇文泰皆是。[70]

十六国政权的君主有称皇帝和称王之别,而且一些君主在称帝之曾有一个期的藩王阶段。他们的相貌特征,相应地也有“帝王”与“霸主”两种不同的建构方向。吕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他围工刽兹之时,尚没有取苻坚而代之的想法,最多不过留在西域做半独立的藩王,除了临斯钎短暂地称“太上皇帝”,吕光的正式名号只是“天王”。所以他的神异宣传是“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志止于霸王而已。他的貌特异处还有“目重瞳子”,有此种特征的除了舜,还有项羽[71],而项羽是华夏传统中“霸王”的典型。此一时期明确自比于项羽的人物还有谷浑首领延,他“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72]

另一个霸者特有的神异为十六国君主所看重者,为“寤生”,即其在熟中分娩,醒方觉已生一儿。这一神异最初发生在秋初年郑庄公上:“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73]郑庄公是秋年间第一位可以称为“伯”(同霸)的人物,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寤生”,杜预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74]然而杜注并非唯一的解释,《史记·郑世家》言“生之难”,[75]人因此解寤为逜或牾,即先出而难产,[76]应劭《风俗通》言“俗说儿坠地能开目视者,谓之寤生”[77],都与杜注不同。但是作为西晋时人,杜预注应该代表了魏晋时期的知识,与黎堑与常理相不同,在谶纬盛行的时代风气下,他们追的正是不常理的神异解释。所以十六国史料中出现“寤生”或“昼寝而生”,无一例外地取与杜预注相同的意义。十六国君主或其先世寤生者有:

蒲洪:其姜氏因寤(寝)产洪,惊悸而寤。[78]

秃发乌孤七世祖寿阗:寿阗之在也,梦一老被发左衽乘马谓曰:“尔夫虽西移,终当东返至京,必生贵男,为人主。”言终胎而寤,因寝生寿阗被中,因以秃发为号,寿阗为名。[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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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

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出书版)

作者:胡鸿 类型:衍生同人 完结: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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